黑死病还影响了人类的医学。 中世纪社会的医疗从业者被分为四类：一种是只钻研理论但从不实际操作的学院派医师；一种是从学徒一步步成为专业救治人员的外科医生，他们是救死扶伤的主力军；另一种是理发师，负责放血和小手术；最后一种是民间的医师，多数为女性。 学院派医师接受的是古希腊盖伦派医学理论。 盖伦和在他之前的希波克拉底都相信人体中有四种体液，分别是血液、黑胆汁、黄胆汁、黏液；当这四种体液的比重失调时，人就会生病。 但黑死病看起来并不像与体液有关，这就让公众对传统学院派医学产生很多质疑，这些医学士的后继之人转而进入其他临床领域如解剖学。 外科医生们面临的则是另一钟窘境。这些人的装束很有趣，他们头戴眼镜和鸟喙型面具(鸟喙里装有香料或香水以防吸入所谓的不干净的空气)，身穿打蜡的皮大衣。 如此全副武装也无法保住多数外科医生的性命，这些人的死亡率在所有医护人员中是最高的，也因此，老百姓对他们的工作能力评价不高。 说到这儿顺便提一下我们今天常用的香水。 事实上，香水最初就是被用来“净化”空气的。 今天所说的“古龙水”(eau de cologne)因为产自德国科隆而得名。 这款香水的另一个名称是“4711”，据说正是当年发明古龙水的家庭的门牌号。 言归正传，在这样一种情形下，理发师们成为了医疗界的“新宠”，放血等小手术是当时最普遍的治疗方法，放血也因此成为了后世理发师们的主要职责之一。 今天理发店使用的红蓝白相间的转动标志，就分别象征了人体的动脉和静脉。 外科手术的勃兴导致传统盖伦派医学的衰落，把医学界关注的重心引向新兴的人体解剖和传染病学。 逐渐地，非常缓慢地，医学领域产生了理念上和实践上的变革，可以说这些变革都是由黑死病促动的。 意大利医生吉罗拉摩•弗兰卡斯特罗(Girolamo Fracastoro，1478 – 1553)是最早提出传染理论的人之一。 他在《论传染物和传染病》一书中说，细菌可以通过三种方式传播传染病，分别是直接接触、间接接触、和空气传播。 他给教皇保罗三世作御用医生时，曾建议教皇将特伦拖会议迁移到博洛尼亚以躲避当时的疫情，他的医学理论亦被教皇采纳。 但是，其时的医学界并不重视他的观点，弗兰卡斯特罗的理论被埋没三个多世纪，直到十九世纪被微生物学先驱路易•巴斯德和罗伯特•科赫重新发现。 瘟疫造成的死亡人数越来越多，这些遇难者中也包括了大量的读书人，这就给培养律师、医生和教士等知识分子的大学体系带来了冲击。 大学生源和大学的数量骤减：1348年以前全欧有三十所大学；大瘟疫接近尾声时，至少有五所大学完全地消失了。 防疫封锁线等制度限制了学生到外地上大学的机会，因此就产生了很多本地大学。 例如，英国的剑桥大学就以此为契机建立了四个新学院，全部学院都由虔诚的富人出资，旨在帮助清贫的读书人和教士。 大学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在维也纳、布拉格、海德堡、和全欧各地，学生们不必跑到巴黎和博洛尼亚也可以接受教育。 大瘟疫对于教育界的影响不仅于此，各地大学的建立削弱了几大教育中心的传统地位，引发了课程上的改革，授课语言趋向于用本地白话。 黑死病带给社会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两个字：瘫痪。 贸易停滞，通货膨胀，日用品价格暴涨。 正打得不可开交的英法两国(百年战争)不得不于1349年商议停火，原因是没有足够的健全男人补充军队。 在人烟稀少的地区，士兵这个行业的收入是最高的。 兵源的减少迫使人们改进武器技术，配备具有更大杀伤力武器的士兵可以成功地对付数量上占优的敌人。 欧洲的社会和经济秩序亦发生了变化。 在中世纪，利来国标w66领主们的土地由他们的农奴来耕种。 农奴们携家眷居住在由芦苇、草皮和泥土搭建的茅屋所组成的小小村落里。 通常，茅屋有两间，一间住人，一间养牲畜；房屋里的地面铺上树叶和干草，房屋中间用石头垒出一个点篝火的平台。 因为没有窗户或烟囱，生火产生的浓烟通过房顶的孔洞或者敞开的门释放出去。 屋里的家具就只有一张简单的桌子，几个凳子，一个储物箱，和几张大木板拼凑出来的床铺。 每个茅屋旁边都有半英亩自留地，外加鸡圈和猪圈，附近的小河里还养着鸭和鹅。 人和牲畜的粪便被用作肥料；大型耕地动物如马和牛由全村的农户分享使用。 这基本上就是中世纪欧洲农村的面貌了。 这种中世纪的村落大多围绕着一大片土地而修建，土地属领主拥有，由农奴们负责开垦耕作。 领主们住在具备防御功能的大型庄园里。 农奴们为领主艰辛奔波，自己的衣食毫无定数，每年税务的多寡有时只在领主一时的兴致而决定。 领主们主宰着这些可怜的不识字的农民们的司法权。 这种封建庄园制度随着金钱取代劳力服务而慢慢解体。 具体到实际中，就是金钱取代劳力赋税，农奴们还付给领主们一定数量的地租。 但是由于相当数量的农民泯灭于黑死病中，领主们如果不想让他们的土地荒废，只有两个选择：花高价钱雇佣劳力，或者把土地出租给邻村或城镇里生存下来的农民。 政府有时会和领主们钩肩搭背，用法律强制农民们免费劳作。 但是时间一长，随着农民数量在瘟疫中递减，这种政策在农民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反抗力，例如1381年英国的农民暴动。 暴动虽然失败了，领主们却也做出了让步，因为他们意识到没有了劳动力他们就半点收入都没有。 为此他们又想出了个新法子：土地仍由他们拥有，但现在他们雇佣专职的管家来管理土地并征收赋税。 这样一来，缴税的农民们就成了领主土地上的佃农。 随着疾病和死亡进一步消耗着劳动力资源，佃农们不得不招募人手来帮助工作，这些人来自没有土地的流民和城镇中活下来的人。 就这样，领主们的土地由佃农和无业流民耕作，久而久之，封建庄园制度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为了弥补高昂开销所造成的利润损失，领主们不停地获取和兼并土地，而佃农们也开始依靠各种手段来降低自己的劳动密集度，比如铧式犁的使用，把农田改为牧场等等。 特别是在英国，羊毛的高昂利润促使农田被改为牧场，有些地方甚至全部田地都被用来养羊。 以前曾被用来磨小麦的风车，现在用来纺布、锯木、和推动火炉的风箱。 在英国，羊牧业的发达超过了所有农作物的耕种，羊毛成了英国繁荣强大的基石。 但是，佃农们却时时面临着飚升的地租。 英国王室又不失时机地在领主们头上施加各种名目的税收，而这些税目最终都落在了小民的肩上。 此番情境流露于那时侯的民间口头文学里，比如这首题为《Baa Baa Black Sheep》的儿歌：“Baa Baa Black Sheep， have you any wool? Yes， Marry， have I， three bags full: One for my master， one for my dame and one for the little boy that lives in the lane.” 这里，农民的收成三分之一上缴国家，即儿歌所说的“my master”，三分之一上缴给领主，也就是“my dame”，最后三分之一才属于象征着小民百姓的“little boy”。 那些早期把农田改为牧场的农户随着财富的积累变得越来越有家势。 借着各地诸侯贵族疯狂地争夺土地而造成的无政府状态(最终全面爆发了15世纪长达三十年之久的玫瑰战争，以都铎王朝的最终胜利而结束)，这些畜牧农户从失势或落败的贵族手中买进了大片大片的土地，一时间成为了财聚一方的羊毛大户，时有“羊毛男爵”之称。 与此同时，城镇中劳动力的减少使得那些仅存的劳动人口在谈判桌上占据了优势，他们的工资也相应提高，随之而来的便是生活质量的提高。 不过，仍然有很多城镇居民被牧场上丰厚的利润吸引到了农村。 至此，城镇和农村的生活水平在根本上改观了，劳动人口的流动性也大大提高。 在几百年的时间跨度中，黑死病在英国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进程中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以至于到了16世纪，领主和农奴的关系基本上不复存在了! 当然，彻底瓦解封建采邑制度还是几个世纪之后的事了。 政权们企图控制工资的增长，却在城镇和乡间播下了反对的种子。 这引发了经济学上所谓的生产要素的替换：由于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变化而维持产出不变时，引起的生产要素间的相互替代 – 廉价的土地和资本代替了昂贵的劳动力。 除非农场主配置额外的资本，如牛和种子，否则农民们不愿意接受租赁契约。 在城镇里，工具和机器取代了人力。 有时昂贵的劳动力刺激了生产技术的发展和提高，活字印刷术和印刷机的发明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由于瘟疫持续减少着各行各业的行会成员的数量，行会们不得不扩大成员招募的范围，这就意味着传统的只有通过血缘和亲友等关系进入行会的规矩被废除。 同时，工人入会以后的学徒期也缩短了。 加速的会员周转和扩大的招募范围，伴随着技术的下滑和产品质量的下降。 在制书行业，抄写员们无法应付人口识字率的提升所带来的巨大的书籍需求量。 面对这些挑战，即能节省劳力又能保证质量的技术手段应运而生。 1453年，约翰内斯•古藤堡奠定了活字印刷术。 另一方面，规模经济被用在远洋运输事业上。 加大船只的体积和减少船员的数量能够让运输船队在海上航行更长的距离，缩短港口间往来所需的时间；但这就需要更先进的造船工艺和导航技术，还有新的商业的创立，如保障货物安全的海上保险业。 由此，商人、银行家、和工匠阶层在历史舞台上崛起；经济更加多元化，资本更为集约地利用，技术创新更为重要，财富也得到重新分配。 贵族阶层发现他们的地位逐渐被动摇，在很多方面不得不向普罗大众让步。 欧洲社会和经济的这张大网开始变化，其中黑死病的作用是不可抹煞的。 前面说到欧洲人对黑死病的传染性是有了解的，但是即便弗兰卡斯特罗的传染病理论被人接受，当时也不具备找出瘟疫根源的条件，因为这需要的不仅是技术手段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医学观念上的改变。 当时提出的新理论是，身体可以遭受细菌和微生物的入侵，后来简称“微生物理论”，而显微镜的发明使人们首次可以观察到这些微生物。 有两个学派的思想 – 一个代表人物是法国的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 – 1895)，另一个是德国人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1843 – 1910) – 将微生物理论深入人心，而且在整个职业生涯中，这两位“微生物猎手”都是彼此强劲的对手。